杨兵一屁股坐进椅子里。
二婶这头暂时稳住了。
但厂里那一百二十人的指标，还是个死结。
今天全厂大会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。
再拖下去，上面追责的板子就要落到吴松阳头上。
老头扛不住了，就得往下传压力。
到时候各科长被逼急了，手段就不好说了。
他两只手搭在肚皮上，指头无意识地互相敲着。
得找个突破口。
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得有人带头。
只要有人开了这个口子，后面就好办。
可谁愿意当这个出头鸟？
各科长挨个找手底下的人谈话，一个一个磨。
结果零。
零的局面撑了不到半个月。
转机出在第三车间一个叫马大成的锻工身上。
他媳妇户口在较近的地方，娘家还有七亩地。
马大成主动找到科长，撂下一句话回去也行，地里能刨食，总比在城里啃窝头强。那八十块补贴，给我媳妇路上带着。
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了，后面就好办了。
半个月内，陆陆续续凑了一百三十一人。
超额十一个。
杨兵把名单核了三遍，确认没有一个是被逼的。
送行那天，厂里派了两辆解放牌大卡车。
车厢里铺了干净的稻草和军绿毡布，行李捆得整整齐齐码在最里头。
吴松阳亲自站在车头前讲话，搪瓷缸子搁在引擎盖上，嗓门拉得老高。
“同志们！你们不是被赶走的，你们是响应国家号召的先进分子！回去以后好好干，厂里不会忘了你们！”
车厢上有人抹眼泪，有人冲站台上的丈夫使劲挥手。
马大成的媳妇抱着包袱皮坐在最前排，倒是没哭，冲底下的马大成喊了一嗓子。
“在厂里好好干，少喝酒！等秋收了我给你寄新米！”
马大成站在人堆里龇牙一乐，举着胳膊使劲晃。
两辆卡车喷出浓浓的黑烟，碾过厂门口的减速带，拐上大马路，渐渐消失在视野尽头。
杨兵站在人群最后面，手插在棉袄兜里，拇指无意识地搓着内兜里那张空间里刷出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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