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部长的两名代表尚算谨慎，没有见人就说“我代表云云而来……”
他们还互相装作不认识，坚持要见到马梅多夫或者侯赛因诺夫，方才陈述自己的来历和目的。
当然，在此之前，他们还会想尽办法描述自己的重要性。
然而，此时的阿塞拜疆，想投机的人何止千千万万。想投机的高官显贵也有的是，阿塞拜疆人根本不在乎。
虽然在中国人眼里，马梅多夫和侯赛因诺夫并不算是什么强人，但在阿塞拜疆人眼里，一名外国部门的副职显然更加飘渺，就像是一名西班牙外交部副部长之于中国，又算得了什么。
最终，马梅多夫给了王科长5分钟的时间，侯赛因诺夫只给了李秘书3分钟，两人的做法一致，闲聊片刻，就将具体的工作交给了手下人负责。
所谓的手下人，就是有可能收了苏城钱的人。
哪怕到了21世纪，阿塞拜疆仍然是腐败系的国家，别说是无伤大雅的中国情报，就是侯赛因诺夫和马梅多夫自己的情报，他们也敢出售。
甚至侯赛因诺夫和马梅多夫自己都管不到情报的泄漏。手下要吃饭啊，管的太严又怎么行。提高薪水？开玩笑，那等于增加他们做情报生意的本钱。更何况，侯赛因诺夫和马梅多夫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发薪水，他们都不敢管的狠了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从苏城手里拿钱。
西方选举政治的本质就是用钱来控制政治，从好的方面来说，这笔钱可以是大众的捐款，支持的人越多，捐款就越多，政治胜利的逻辑性也就体现了出来。但从坏的方面来说，少数富豪也可能左右政治。因此，越是贫富差距大的国家，选举政治的可行性就越糟糕，而越是贫富差距小的国家，选举政治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就越高。
几千名屁民的意见也许是任何一名官员都不在乎的，但几千名屁民所能汇聚起来的选举资金，却是任何一名官员都不能不在乎的。
中国社会总是不愿意让金钱来发挥它的正当作用，而总是用贬低它的手法来创造权力社会。结果是千千万草民的哀号不敌权臣的一句话。
在任的埃利奇别伊也许不在乎苏城的庞大资金，侯赛因诺夫和马梅多夫是不能不在乎的。
媒体更加不能不在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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