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21日。苏城撰写的《三角债的危机》在《经济日报》发表。由于是热门事件，紧贴时政，又有大华实业的背景傍身，这篇文章出现在了二版。
紧接着，由笔杆子们撰写，苏城审阅的数篇文章，出现在了数家全国性报刊上，彻底引爆了“三角债”话题。
短短的几天里，关于三角债的稿件雪片般的投向各大媒体。
在国务院的摸底结束之前，三角债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，没有人真的清楚。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，处于不同的地区环境，就会有不同的认识。
越是面向企业，处在上游的工厂，债务状况就越糟糕，如煤炭、钢铁、机械制造等行业，不讨债就发不出工资，自然觉得三角债可恶糟糕至极。越是面向终端用户，处在下游的企业，债务问题就越轻松，如家电、外贸、交通、电力等企业，往往是他们拖欠供货单位的款子，不仅现金流充沛，还能获得不少的隐性收入，于是就很难感受到三角债的危险，甚至暗自欣喜。
着眼于局部地区，重工业和原料企业多的地方，三角债问题就严重，轻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地区，三角债问题就轻松。国家拨款的非生产部门人员，如军队和行政机关，倒是觉得手上现金的威力大增。
各方感受不同，也就有了媒体间的论战。
反对者并不止童大林和周市长，自觉轻松并觉得全国都轻松的高层不在少数。上至国务院，下至乡镇区县，不停的有人发表署名文章，抨击苏城和其他“危机论”者。
这些文章，或批驳、或宽慰，其中又以外经贸部的某领导的提法最有市场：“相信国家能够解决三角债问题”一度喧嚣直上云端。
就连秦筠私下里也觉得，三角债问题就算再严重，国家只要出面，就一定能处理好。
对此，苏城只能报以苦笑。任何政权，都有无法处理的经济问题。以中国现在的家底，要想处理三角债，就得由银行无限制的放贷，不仅再造通货膨胀，而且要承受更多的坏账和呆账。最糟糕的是，1990年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通缩的通道，等于说，要想和平解决三角债问题，就得承担重回1989年经济的恶果。
这自然是不可能的。1989年近乎崩溃或者已经崩溃的经济，最终由全社会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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