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各位来了。”半个小时后，杨锐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，态度亲切的像是给老朋友们打招呼，坐到了铺着白桌布的主席桌后面，也是一样的态度谦和，还和前排的几个记者聊了起来。
他也接受过好些次采访了，因此认识了不少的记者。
记者们一愣，新闻发布会什么的，他们其实也是见识过的，但像是杨锐这种不坐主席桌，走平和流的，还真是不常见，现在不说是有点级别的官员，就是村小组里开会，组长都是学着新闻联播里的主席讲话一样走形式的。
30年后的朝鲜电视台的播音员是什么样的，84年的中国式新闻采访就是怎么样的。
采访之前的态度谦和没问题，采访过程中还用这种态度的，就不多见了。
不过，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就太强了。
几分钟后，不熟悉的记者都能和杨锐聊了起来。
还有人趁机就将前面的问题拉了出来：“杨锐，都说你现在是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主任了，你现在是北大的老师了吗？你是要提前毕业了吗？”
提前毕业在84年其实不罕见，一个更经常出现的词是“跳级”，就是高一的学生不读高二了，直接读高三，或者三年级的学生不读四年级了，直接读五年级甚至六年级，科大少年班就可以看做是跳级的高端版。比起后世教育要求的制度化，在80年代还有90年代，教育体制其实相对灵活，各个学校和基层教育局都有很大的决策权。
之后，它们就变成了事务局，只能执行上面的政策，并没有多少主导权了。
尽管跳级和提前毕业如此普遍，但北大的一举一动，依然影响力巨大，就好像北大出个学生卖猪肉了，社会也要讨论一下，仿佛北大就应该按照未曾读北大的大众意愿来教育北大学生似的。
杨锐如果提前毕业并成为北大教师，在场的某些记者或许是理解的，但他们也认为，这具有很大的新闻性。
杨锐依旧没有采用冠冕堂皇的态度，而是从白桌布后面走了出来，拉了一个试剂桶过来坐下，笑道：“主任或者负责人，都是一个称呼而已，我暂时还没有提前结业的意愿，学校也没有对此进行讨论。”
“就是说，学校并不允许你提前结业？”记者都是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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