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汝岳等人做实验准备的时间，杨锐自顾自的拆读信件。
后世有微信，有QQ，有短信，有电话，还有邮件等等联系工具，但在80年代的中国，信件就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联系工具了。
问80年代的中国人，没有写过信的可能绝无仅有，但没有打过电话，或者拍过电报的就太多了。
虽然杨锐每天想打电话就打电话，但他是土豪阶级，与普通人是无法类比的。
现在寄一封信才几分钱，打电话却可能要几块钱，而且，电话也不是想打就能打的，例如西寨子乡，有电话的除了乡政府以外，就是邮政所，电话也不是拿起来就能拨通的，人工转接一路到北京，说不定要一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占线等待两三个小时都不稀奇。
可以说，1984年打往北京的电话线，比2014年开往北京的路还要堵。
杨锐在锐学组的同学，还有开会认识的专家，甚至他不认识的专家，也都喜欢写信给他。
现如今，一名普通的大学生，一个学期收发十几封邮件实属正常，不像是后世那样，寄信就要寄好几页，许多人都喜欢写大字，一页就写二三十个字，一封信下来，很可能都没有144个字。
而这些信件，聊天的有，问候的有，谈工作的也有，但大部分都是聊天的。
杨锐也是习惯了写短信，他左边放着信，右边放着信纸，一边看，一边就回信，信写好了，装进信封，封口后，再将回信与寄过来的信用橡皮筋一绑，自然有科研狗之后帮忙填写回信地址，贴邮票并寄送，比收发手机短信的步骤也麻烦不到哪里去。
当然，前提是有科研狗帮忙。
十几封国内信件下面，另有四封国外的信件，自从杨锐参加了“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”之后，就有认识的专家教授寄来交流信，等他发表了《CELL》以后，更有不认识的外国人寄信过来。
他是论文的通讯作者，自然要把联系方式刊登在《CELL》上，对生物科学界来说，重量级的论文，也就等于是黄金广告位了。
杨锐不急不缓的拆信，回信。
这就像是后世的研究员要每天写电子邮件一样，看信和回信从来都是研究者工作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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