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弗兰奇先生，捷利康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意向我们已有所了解，没有必要再横生枝节了吧。西堡肉联厂并不是非常专业的医药生产公司，他们和贵公司在国外见到的企业，恐怕有一定的区别。”海处长中文夹着英文来说，颇有些散乱。
真要是丢了几百万元人民币，他也无所谓。但捷利康要是给西堡肉联厂投资，他的脸就丢大了。
陆成才也知紧张，慌张的给翻译。
杨锐比谁都知道制药公司的德性，笑呵呵的让他们发挥。
弗兰奇果然没有被海处长给说服，事实上，他理都没理海处长的茬儿，用伦敦腔道：“总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意向，不是我能妄言猜测的，但考察并谈判清单上的一系列技术是我的工作范围，总公司的同僚如果有意见，也得等我签署意向性协议以后，再提出来。”
杨锐依靠西堡肉联厂来压迫国医外贸，弗兰奇未尝不能用同样的手段。虽然两个大型企业的合作来说，这样做的得利不丰，可对于中层职员弗兰奇，以及普通的杨锐来说，好处有够丰富了。
海处长转身又想说服杨锐，杨山大喝一声：“来，喝酒，人家小孩子谈事，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？行不行得上级领导发话，我就不信，你一个处长能决定国家政策了？”
要是给一分钟酝酿，海处长真能一口老血喷桌子上。作为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原材料和精细化工品处的处长，就某种程度来说，海处长还真能决定中国医药对外贸易的政策。
别看多少文件都是挂着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，但在中国，以小制大的传统向来有之，尤其是中央部委和国字号的处长，官阶不高，却是实际文件的制定和执行者，堂堂部长等闲亦不克夺其志。
然而，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到了80年代，经济状况又因为权力集权而病愈崩溃。用千疮百孔来形容目前的经济体制也不为过，别说是中央自建的体改委了，省级和市级地方政府也在千方百计的突破各种禁锢。
海处长能决定的政策，地方政府要是不听，他也拿不出好的办法。
想到此处，海处长也不用劝了，一口闷了杯里的白酒，赌气似的道：“你们谈吧，谈下来也是白谈，这是国家牵头的工作，不是给你们打秋分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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